今年5月18日，凌家滩遗址开始第五次考古发掘。自1987年6月起，凌家滩遗址已前后经过四次发掘，共出土一千多件玉器、陶器和石器，其中有玉人、玉龙、玉鹰、玉版等600余件玉器，体现出较同时期其他遗址罕见的精美程度和工艺水平。这一步步揭开了——

　　5500年前，浩浩长江自青藏高原跌宕而出，一路奔腾，终于在皖江太湖山地区遇浩淼之巢湖，两水交汇，孕育出一片生机之地——凌家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依山傍水而居的凌家滩人在平静祥和中，描画出一段灿烂耀眼的漫长故事。

　　20年前，凌家滩人的一支铁锹，无意间扰醒了酣睡地下已久的精灵，也摇醒了一段失落已久的文明，翻身而起的精灵娓娓开始了这段神话般美丽故事的讲述。

　　雨过的一个午后，车驰过太湖山与裕溪河间卧龙般蜿蜒的岗，再徒步跨过一段泥泞的山路，终于走进了绿色树丛掩映后的那一片神秘，开始了对这段期待已久美丽故事的聆听。

　　探寻古文明的源头

　　6月28日。含山县太湖山南麓凌家滩遗址。

　　安详的卧状，饱满的身体，突起的嘴巴，大大的耳朵，清晰可辨的獠牙传达出它的强悍。普通农家院落的小小房间内，怀着朝圣般的感情，一行八人凝望着眼前这只刚刚抖落5500年尘封之土的“玉猪”。心中充溢的，是对中华古文明的感动，也是对自己有幸见证这古文明的激动。“这只玉猪重达170多斤，是中国考古史迄今为止最大、最重、也是最古老的玉猪，对研究中国古代制玉工艺和文明起源意义重大！”省文物局考古研究所成员、凌家滩发掘工作负责人张敬国教授介绍说。

　　总面积160万平方米的凌家滩遗址，自1987年6月起，已前后经过四次发掘，面积达1775平方米，除极罕见的祭坛、红陶土块广场外，共出土1200多件玉器、陶器和石器，其中有玉人、玉龙、玉鹰、玉版等600余件玉器，体现出较同时期其他遗址罕见的精美程度和工艺水平。经测定，作为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中心，凌家滩遗址年代距今5300-5500年，与闻名世界的辽宁红山文化遗址年代相当，而早于浙江良渚文化遗址，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最重要的早期文化遗址之一。

　　5月18日，在世人期待中，凌家滩遗址开始第五次考古发掘。6月底，考古人员在祭坛正南方发现编号为M23号的最大墓葬，除“玉猪”外，更有罕见的多达200余件的玉钺、玉璜等。根据墓葬位置和葬制，可基本判断为部落首领墓葬。

　　种类齐全的遗存、内涵丰富的文化，凌家滩遗址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可靠依据。种类众多、造型精美、制作精细的玉器的出土，更体现了由饰品功能向社会功能的转变，突出了玉礼器的地位，并由此呈现出文明时代所特有的社会组织、思想观念等。于是，辽河红山文化——长江中下游凌家滩文化——长江下游良渚文化——黄河中上游龙山文化，这诸多的考古成果描绘出一条中国玉器文明的发展轨迹。

　　“出土的大量精美玉器，再次说明了凌家滩是中国文明的源头，中国在石器和青铜器时代之间还存在一个玉器时代。”张敬国教授的话掷地有声。

　　考古成果纷纷印证

　　从中国的女娲补天到《圣经》的“创世纪说”，再到达尔文的进化论，人类从未停止过对自身起源问题的探索。1836年,丹麦学者汤姆森根据人类发展所使用生产工具的不同，将古代文明划分为石器、青铜和铁器三个时代。但在中国的考古界，一直有观点认为，在中华文明起源时期的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之间，还存在一个独立“玉器时代”。

　　“文化具有差异性，东西方文化更是不同，不能用所谓的标准一概而论。在玉器时代，玉器表现的更是一种中国文明所特有的‘礼制’，并见证了那个时代精神和文化上的仪式感。中国的玉器时代长约1000年左右，这正是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显著标志。”张教授认为。

　　凌家滩出土的玉器，几乎件件都透出不为人所知的古老历史信息。从五次考古发掘发现来看，独立的“玉器时代”确有其存在的理由。

　　首先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凌家滩遗址出土有钻头为螺丝形的玉钻，说明当时的先民已经掌握了旋转力等物理、几何知识。实行分工协作的制玉作坊也已出现，有着区别于石器时代的发达的工艺水平，除广泛采用切割开环和管钻技术外，更有着审美的艺术追求。

　　其次是已出现社会分化和国家雏形。遗址内墓葬群有大、中、小之分，陪葬品的多少和距离祭坛的远近也相应不同，这反映出当时贫富分化和严格等级制度的存在。而出土的玉钺等兵器和用于部落间军事调遣的兵符虎首璜，虽仅仅是礼器，但却说明了当时战争频繁和由部落社会向国家过渡的现实。

　　第三是已出现原始哲学思想和宗教意识。祈祷状玉人、凌翅状玉鹰等正说明了当时已存在了强烈的原始宗教意识和虔诚的宗教崇拜，而刻有神秘纹饰的玉龟和玉版的出土则反映了凌家滩先民的原始哲学思想、宇宙观和以八卦占卜的现象。

　　另外，龙凤璜的发现不但为中国古老的龙凤文化找到了源头，也说明了当时族外婚姻伦理观念的存在。而玉勺、“中华第一玉龙”等的出土，则反映了当时已较发达的社会文明。

　　传统“分期说”的质疑

　　凌家滩遗址包含重要历史信息的大量玉器的出土，为“人类史前历史分期应该加入玉器时代”的观点增加了进一步的佐证。

　　但目前，世界公认的历史分期是根据生产工具质料的发展变化，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三期。由于玉器几乎只存在于中国，又仅限于少数几个文化遗址，并且其质地也决定了它并不能作为生产工具。“因此，就整个学术界而言，中国‘玉器时代’的划分仍是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省考古所所长杨立新介绍说。

　　明确否定中国“玉器时代”存在的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便是这一观点的代表：“最近20年，在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以及凌家滩遗址陆续发现大量新石器时代玉器，而这些玉器恰恰是距今五千年左右，而那个时期正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时期。学术界某些观点也是因为以上的原因，认为在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应该还

　　有一个玉器时代。但玉器并未扮演过生产工具的角色，因此玉器时代的说法也并不成立。”

　　但对于凌家滩玉器文化，专家们仍是给予了充分肯定：“崇玉是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因此玉器和玉文化在中国文明史上的重要性是其他文明古国所不能比拟的。而凌家滩遗址的精髓正是玉器，其制作工艺在同一时期的玉器中是首屈一指的，这刷新了之前对史前文明的认识，对于玉器文化乃至聚落演化历史的研究都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实例。”

　　不论玉器时代是否存在，玉器文明却是中国文明史上的奇迹。奇迹的发生来自远古，当我们将目光再次投向文明的源头时，应该还可以期待有更多的奇迹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