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中国学院的精英

今年是中国美术学院建院80周年。与此同时，恰逢中央美术学院建院90周年，鲁迅美术学院建院70周年。十年前，三所学院以庆生为契机，熔铸历史情怀，标举学院的品格和使命。倏忽之间，又到逢十校庆。三所学院均有重大变迁。关注这些变迁，面对新时代的全球境域和文化生态，思考视觉文化的深刻转向，反省“学院”在当代艺术创作中的位置及其作用，是真正意义上的学院关怀，也是校庆之时必须面对的审视和诘问。

西方学院的历史转型

学院在欧洲，历史渊薮。作为她的远古形态，今天的人文学者总喜欢将之与柏拉图的“学园”联系在一起，赋予她一种与生俱来的拷问灵魂、追求真理的品质。早期的Academy并非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教育机构，而是人文主义者的无拘无束而又引人入胜的聚会方式，这种方式中充满了那种无所禁忌而又极其个人性质的清淡与论争，其涌现的动机之一就在于反对被教会垄断的大学中那种单调乏味的学究方式，那种表面严谨而内在极其禁闭的基督教神学的繁琐论证。那时的学院以某种令人神往的“同游”的方式，承担了文艺复兴的自由和大胆的精神，而被赋予与教育相关联的使命。美术学院正是以其独特的语言体系、图像的直观方式而成为这种呼唤激情与天才、摒弃繁缛学究方式的理想场所，成为通过独特而直观的模式来迹近人文自由内涵的演习之地。

美术学院承载这样的使命，也就把自己放在了人文风潮激荡的浪尖之上。欧洲的美术学院发展至今，曾经面临四次历史的转型。第一次是文艺复兴时期。那种人文主义者的自由的聚集方式无法持续下去，转而向城邦的权势家族和统治集团寻求赞助与庇护。他们一方面坚持以早期的自由精神来抵制教会的控制，另一方面强调以诗人和学者的精英姿态来抵制行会及其风习。这种努力一边使学院被严格地组织和管理起来，成为传达民族意识形态的场所，在另一边，又使学院自身充满了战斗性：学院如何以自诩的人文学者的姿态与工匠划清界限，加入知识分子阶层，抵抗中世纪的行会力量，提倡精神上的自由独立，呼唤天才般的神智。当我们今天缅怀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智者和心灵的时候，可以将他们所有的思想和创造放置在学院的平台上，来揣摩其历史的意义。当时的学院在体制上面临两种选择：要么甘于平庸，寻求稳定的保护力量的庇荫；要么勇于面对批评，而批评往往来自于平庸的行会和获利却仍然心存不满的革新者双方。时至今日，美术学院所面临的腹背受敌的命运，在那时就已见端倪。

欧洲美术学院的第二次历史转型发生在后来的一个更为漫长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代表是巴黎皇家美术学院。一方面随着欧洲近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民族文化意识受到各地王侯们的重视，在欧洲的文化疆场上，艺术成了事关国家的荣誉之事，备受关注。另一方面，传统的浪漫倾向在学院温床中抬头，对于“灵感”和“天才”的崇拜，使学院出现强势的精英化势头。当这种精英化支配学院之时，也同时带来大量反美术学院的批评。激进的浪漫主义将平庸、压制的罪名加在美术学院头上。变体的行会则开始怀念早期工匠时代，那时虽没有大师，却孜孜不倦地保存着传统，一代代地产生大作品。来自两方面的激进力量都主张废除美术学院，尽管他们其中大部分都出自学院，但都宣称学院给予他的只是一个反叛者的资格。印象主义画家们的神话让人们重新认识艺术个性与时代精神之间看似荒诞、实质深邃的关联，引起普遍的对于美术学院教育合理性的质疑。“学院派”成了令人垢病的笑柄。那之后，现代主义风潮几乎将学院持续地钉在耻辱柱上。但美术学院并没有解体，这种针对美术学院的纷至沓来的批评，却说明了美术学院对于那些运动的另类的在场。与此同时，学院悄悄地调整自己的教学，用一种更为松散而自由的方式，努力跟上时代狂飚的步幅，追赶现代主义“盛墟”过后的“晚集”。

造成欧洲现代主义运动的基本背景是工业社会的新兴资产阶级所提出的文化需求。这种需求在欧洲与人文力量聚合，有力地推动着现代艺术运动的激情四溢的浪潮；在英国却和手工业行会温情联手，形成了新工艺运动。这种新工艺运动崇尚手工制作，并将这种制作凝成一种新都市美学来对抗大机器的生产。美术学院在这一轮运动中利用手工行会的力量，回应了激进浪漫的批评，呈现平民化的历史转型。

    随着机器工业社会的发展，随着趋向平民化的新型城市的诞生，回应时代需求的学院呼之欲出。正当此时，德国的包豪斯学院应运而生。这所学院在今日学院教学研究中之所以被一再地提及，并不仅仅在于这所学院所提供的一整套新的教学课程和理念；不仅仅在于包豪斯所代表的学院与作坊之间相结合的“手艺的思想”方式；也不仅仅在于克利、康定斯基这样的大师的传奇般的合作；更重要的是格罗皮乌斯用包豪斯所勾画的思想蓝图，宣示了现代城市中个性与公共要求、艺术种类与社会总体、思想与其展示的实验场所之间的整体联系。在这里边，“建筑”成了一个可供人们体验的活的综合载体。这种思想重现了现代美术学院的发展曙光。“二战”之后，包豪斯的公社式的理想在美国形成发展，又于50、60年代反哺德国的美术学院，最后在1968年的杜采多夫美院形成思想的风暴。博伊斯的社会性雕刻的理想，将学院视为完全开放的乌托邦，推动了美术学院最为彻底的激进自由主义的变革，也使得美术学院面对全球文化的诸多浪潮，焕发出新的活力。

学院的居中位置

纵观欧洲美术学院在历史上的四次转型，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具有共性的现象。第一种贯穿学院变化的重要因素是与手工行会的矛盾。在历史上，行会往往是职业化的庸常的同盟，也是一种与市场相关联的平民化代表。行会与学院在不同时代呈现了不断转换的内涵关系。在一些历史时期，学院代表了人文自觉的精英化力量，努力地从手工的庸常状态中脱离出来，赋予思想的创造者的使命，而行会就几乎成了一种平庸的代表，与世俗的陈旧风习联合一处，对学院持以保守立场的批评，最后在市场那里，让精英付出自由和大胆的代价。在另一些历史时期，学院的体制陷入僵化，呈现陈腐与强制的一面，行会就会特别活跃，以工匠手艺中所蕴涵的活力和质朴的观念来对学院展开批评，并向学院输注可能的鲜活力量。

第二种贯穿学院变化的引人注目的因素是与另类精英的矛盾。从激进的浪漫主义到博伊斯都属于这种另类精英。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本身就是学院的产物，却都不同程度地憎恶曾经的学院经历。但如果他们获得成功并有机会回返学院，他们以大师偶像的身份来面对新一代的批评之时，他们应该会反省当年批判立场的反讽意味以及生存代沟相替换的深沉含义。历史上的激进的浪漫主义以自由来对抗所谓的“合理性”，以平民化的活力来对抗精英化及其滋生的朽败，但最后往往自己演化成了另一种精英。这种激进主义通过反学院更加证明了艺术天才的特权，也就证明了它们自身的精英主义的归宿。那么，这种精英主义的最好落脚之地依然是学院，问题是她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回返学院。所以，学院在历史上屡受批判，又屡被拯救，而学院的救赎往往是扬弃陈旧而强制的学院教育的模式，而回返早期人文主义者聚会方式的无拘束、个人化的自由内涵。对学院的教育模式的批判，其结果往往是更为自由的模式被吸纳入学院。学院作为反叛者的温床和实验艺术的孵化器这一事实，正被学院自身的历史所不断加强。

与行会的矛盾往往代表与庸常的矛盾，与另类精英的矛盾往往代表与激进的矛盾，学院正是在这样的刀刃的状态中，呈现出承担教育使命的这类场所的居中命运。正是这样的狭缝中，学院教育腹背受敌，不断面临来自两方面的批评，并从中获取可质调试的资源：从行会收获手艺的思想和平民化的视野，以及作坊式的工作方式；从另类精英那里吸纳批判的精神，不甘沉沦的胆魄及其无所不在的假想敌意识；从行会借取朴质之风，从另类精英取要自由精神；从行会那里学会“恋母”，从另类精英那里学会“杀父”。“反者道之动”。在学院的历史上，这种批评与反批评成为一种奇特的涅槃更生的基本生存方式，成为推进学院发展的颠覆性与重建性相交叠的结构力量。

处于这样的刀刃位置，学院在体制上切忌一劳永逸，而是要善于不断调整自身，使之成为一种理想的现场，便于批评与反批评的力量在这里交错发生，并让交互作用的批判与重建之力反哺学院，让学院始终存持具有洞察能力与危机意识的学术责任，以保证这个现场的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这种内在机制的建立比所谓自由主义的教育模式更为重要。

回溯国立艺术院

让我们打开中国美术学院80年的建院历史，回溯这所具有代表意义的中国学院在那个起始的端点上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学院近三十年当代发展中所遭遇的学术命运和苦斗的端倪。

上个世纪20年代，蔡元培先生就以其卓越的识见，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启蒙思想。他对艺术教育的期望不是仅仅培养几个艺术家，而是高度重视审美对于民众心灵的哺育作用，提出用美来唤醒人心、提高国民的民族意识。从蔡先生于1927年亲自撰写的“国立艺术大学”创办倡议文案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中国学院精英性建设和社会性影响两个方面的殷殷期望。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使命，蔡元培先生托付给了青年艺术家林风眠。

这个时期的林风眠已经亲历了两个重要的人生旅程。一个是他在欧洲留学游艺的五年之旅。他从学院规范教学的信徒，到民族文化精神的觉醒，再到海外艺术运动社的中坚。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欧洲，在表现主义文化氛围和学院体制内外相通的自由风习中，深深地濡染了当代艺术创作的独立而又富于批判的精神。同时，他还经历了丧妻失子的痛切的人生哀惋。这一切都唤醒了他浪漫而悲怆的气质，催生了他对中国文化某种程度上的觉醒和拯救的意识。第二个是他从法国回来，在北京艺专校长任上的短短几个月的经历，在那里，林风眠追随蔡元培的理想，以“实行整个的艺术运动、促进社会艺术化”为宗旨，满怀豪情，在囊括美术、音乐、戏剧的大艺术的范围中展开“艺术运动”。其提倡创造使命、反对贵族化、呼唤民众的鲜明立场和革新思想震撼了当时中国的艺坛，因此他遭受了保守势力的几乎危及生命的压制，同时也遭受了来自艺术界和思想界更为革新和激进力量的批评。林风眠是带着北京艺术运动“灭裂破坏”的痛切感受离开北京的。这些跌宕起伏的经历，怎么不让林风眠在西子湖畔创建国立艺术院之时，更加义无反顾而又深思熟虑呢？

首先他依然抱定“为中国艺术界打开一条血路”的决心，旗帜鲜明地以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蓄”为建院方针，以“介绍西方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为学术目标，来推进艺术运动的发展，促进新兴艺术的诞生。林风眠不仅为艺术院选择了一个诗意浪漫之地，更是倾注了他的“集中艺术界的力量”的想法，为艺术院聘请了一批当时最优秀的艺术家。这是一个年轻的艺术理想者的集群。一方面，他们中大多数人旅欧学习的经历、中西两个学域的开阔视野形成了不凡的志向和学术积累，另一方面，他们置身于中西文化冲撞的社会背景下深刻的思想印痕，以及在“美术革命”中的痛切思考，都使他们具有了较为充盈的学术准备。实际上，当时以“艺术运动社”为主的这个青年艺术家群体也是相当激进的，他们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前沿，年轻而没有城府，思想自由而勇于面对真理，积极投身艺术创作，乐于研究理论、撰写文章，一边从振兴东方艺术、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着眼，指点山河、激扬文字，纵论艺术作为人类优秀精神载体和发展动力的重要意义，痛陈艺术的衰微对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深重影响。另一边，从美术发展和艺术风格等具体问题入手，广集博纳，通瞻熔裁，系统研究中西美术的殊异渊源和演进的趋势，探索和思考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美术教育的诸多问题。从1928年至1938年的十年间，他们以浓郁的历史使命感，在理想与现实、社会与学术、开放与固守、为人生与为艺术等深刻的矛盾中求取两端理想化的结合，并自始至终坚持艺术创作，坚持学术的理想，以现代主义的时代精神，来表达东方的意境与情韵，呼唤东方新兴艺术。

但是，令林风眠等始料未及的是，几乎在学院诞生之日伊始，这个学院就面临两方面的批评和抨击，一方面是来自社会的传统势力的批评，另一方面来自学潮。造成学潮的因素颇多，其中之一就是写实风格及现实主义精神对青年学生的吸引，从而对现代主义的表现方法的不满。这直接导致了“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论争。现代主义表现风格从一开始就被视为缺少社会意识、缺少大众基础的形式主义，并在后来的历史中一再地被作为异端，抛入批判对象的行列。1928年4月7日，蔡元培先生从上海辗转来到杭州，客居葛岭下林风眠的寓所。蔡先生此举意在为林风眠护航打气。9月，在早春的濛濛细雨中，蔡元培先生来到罗苑，面对六十余位师生慷慨陈辞，作题为“学院只为研究学术而设”的开学演讲。蔡先生的意思是一方面劝诫青年学生，安心学院的学习，另一方面则以他一贯的诚意对学院的前景寄予精英身份的预设。十年后，林风眠从这个学院离开，留下“为艺术战”四个令人血脉贲张的大字。

三十年记忆

50年以后，1978年，亦是早春，罗苑的对岸南山路上，这所学院经历“文革”磨难，重新打开教学与研究的大门，迎来“文革”后最早的高考新生。走过“文革”阴霾，学院重建的方法就是向着“文革”之前回归，但随着实事求是的实践观、解放思想的发展观重新回返公共话语空间，随着国门骤然洞开，动荡的国际当代艺术风潮渗透进来，“文革”前回不去了。迈着农村、厂矿、军营第一线生活经历的泥腿而走进学院的青年学子们，对“文革”的伪道德、假道德彻底失望，出现了价值逆反的叛逆倾向。这种叛逆倾向并没有在那段痛苦反思的岁月里演化成“伤痕美术”的群体创作，而是溯着西方美术运动的潮头迅疾冲浪，直接地针对教学的本体提出另类的价值追求。这种叛逆的“浙美”特色，一方面源自于这所悠久学院深潜着的文化气质，源自林风眠先生立足现代、本土生成的精神土壤；另一方面，这种特色又部分地源自于学院在当时通过国外美术图书、通过学术刊物率先打开的世界之窗，也就是说源自这所学院所构筑的教学学术本身。这种叛逆倾向的严肃的批判精神、富于挑战性的关怀意识，直接诱发了学院的创造活力。正是这些同学中的部分精英分子，在经历了艺术语言最初的逆反性的实验活动之后，在某些精神根源的深处，与现代性意义上的本土的反叛意识不期而遇，义无反顾地走上前卫艺术的不归之路。他们用自己的青春生命深深地触及了当代意识形态和传统精神形态的资源危机，率先揭开了中国当代艺术思想的深刻命题，又反反复复地以一种夸张的挑战的极端形态，备受歧议和批评。在那个年代，这种叛逆倾向与苏活中的教学改革的努力形成一种颇具紧张感的对话关系，交叠而成一幅改革开放初期的精神画卷，潜在地催生了学院当时的艺术创造的新主体。

80年代中后期，全国掀起持续的文化读书热，这种风习也率先在美院这所30年代就曾经沸腾过中国最早的现代理论热潮的学院中觅得知音。那传统与当代、反思与批判的人文情怀被激活，并迅速地蔓生而成持续的风潮。一方面，文化热潮充分利用体制的力量，煅造了一批校园的创作精英，他们撷取前卫斗士某些可行的变革锋芒，充分释放技艺修炼的特殊能量，创造出一批标志着学院形象的优秀作品。另一方面，文化热牵动校园内外的社会联络，直接与体制外的实验性力量联手成立民间团体，塑造极具批判性理想的锐利锋芒。这种锋芒不满足于在既有园地中寻找突破，而是超越既定语言的界线，触动中国最早的新的媒体变革，萌发了同样是中国最早的波普意识。在那个年代，学院成为一个策源地，将体制内外的力量联系在一起。那一幕幕隐蔽或公开的景观，围绕着学院的周遭，交织成一幅充满挑逗悬念而又色彩斑斓的学院图卷。在一系列的持续的实验活动中，当代艺术的一些基本的语法，那种叛逆的转化方式已经渐渐融入学院的相关的艺术学科，随着当代艺术的前卫艺术家们回返学院，随着多元并举的工作室体系的实行，创作研究的自由发展趋向结构性。学院的新的创作主体从两个方面，即从体制内的变革和体制外的不断冲击的两极，形成某种特殊的集结和加强。这两方面都呈现出以西方思想新学和传统文化原典资源来涉入当下社会和文化现实的研究热情，呈现出对于富有哲学思想背景的艺术创作的模式方法的高度重视，呈现重温传统经典、重建当下本土的建构意识，从而突出地表现出中国美术学院的文化特色。这种文化特色在于将现代主义积极的成分引入中国，放在中国本土的土壤上去生存，去遭遇那种埋在土壤深处的根源性因素，从而融生出具有原创意义的艺术来。

今天，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建立了艺术学院或设计艺术学院，这些学院的考生报名成了社会奇观，迅疾的城市化发展和文化创意产业都对美术学院寄满希望。当代学院教育似乎拥有足够乐观的发展理由。另一方面，美术学院还面对两方面的批评。活跃于江湖的实验艺术认为学院培养不出真正艺术家，而一些社会人士对今天学院的多元艺术形态不理解而忧心忡忡。这些评论是否缺少关于学院相关历史记忆和当下了解呢？这正是我们简略回顾欧洲学院的历史转型和中国美院的发展来路的基本动机。

打造学院精英

精英们的历史性归宿是学院，学院的使命是打造精英。世界如此，中国亦如此。

当我讲“打造中国学院的精英”之时，并不是要将学院的艺术青年培养成西方样式的翻版，培养成为少数人服务的文化贵族，培养成对中国的文化现实视而不见、与中国民众以及本土生活相脱节的一类。中国的美术学院的使命就是要重建中国学院的精英性。一个真正的中国学院必须牢牢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最深处。一个真正的学院精英必须对中国文化具有充分的自觉精神和主体意识。

当今时代，跨文化境域正深刻地叠合而成我们生存的文化背景，工业化、信息化发展深刻地影响着如今的文化生态，城市化进程深刻地提出多种类型和多种关怀指向的文化命题，市场化环境带来文化体制和身份的深刻变革，所有这一切都包裹着新时代新需求的沉甸甸的胎衣，孕育着当代视觉文化的深刻转向。今天美术学院的学科专业结构已经发生变化。从美术学学科内部来讲，传统艺术形态的专业研究方向在持续的文化热潮中，重温深厚宏博的画论和诗学传统，一方面提出重建中国画学与书学的使命方向，另一方面以观看的存疑和诘问来追寻绘画的直观建构的方法，形成思想与艺术的独树一帜的对话体系。与此同时，一些实验形态的艺术以人文批判的情怀涉入现实生活的肌体，显露出更为贴近生活、更为贴近媒体时尚的积极思考，迅疾成长为新的研究方向。我们努力将这些不同的研究方向置入一个人形的结构中，组织成环环相扣、共生互动的整体联系。从整个学院的学科建设来讲，除了回应和引领全球境域中生活时尚的设计艺术学科外，回应和引领城市化进程的建筑艺术学科，回应和引领媒体生活的电影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回应和引领艺术人文研究与传播的艺术学学科都应运而生，组成具有视觉研究特色的人文艺术学科群。将来以总体艺术关怀的基本点，还将涉入戏剧、表演等学科。面对这样众多的学科划分，建立一个通识教育的基础阶段十分重要。这种通识教育不仅要构筑一个由世界性经典文明为中心的普适性教育，还要面对始终环绕着我们的中西对话基本模式、思考“自我文明将如何保存和发展”这样一类基本命题。这种通识教育被寄望来建构一种“自我文化模式”的共同基础，本身就包含了对于强势文明一统天下的颠覆观念，而着力树立复数的今古人文的价值关联体系，完成特定文化人群的文明认同的历史教育，塑造重建文化活力的主体力量，担当起“文化熔炉”的再造使命。

马一浮先生在《对浙江大学生毕业诸生的讲演词》中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从闻见得来的是知识，由自己体究，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成立一个体系，名为思想。”孔子所谓的“知”，就是指思想而言。知、言、行，内在的是知，发于外的是言行。所以中国理学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序列及交互的生命义理。整部中国古典教育史反反复复重申的就是这个内圣外王的道理。在柏拉图那里，教育的本质就是“引导心灵转向”。这个引导心灵转向的过程，强调将心灵引向对于个别事物的理念上的超越，使之直面“事物本身”。为此必须引导心灵一步步向上，从低层次渐渐提升上去。在这过程中，提倡心灵远离事物的表象存在，去看真实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与学术研究、艺术与哲学的任务是一致的，都是教导人们面向真实，而抵达真实之途正是不断寻求“正确的看”的过程。为此柏拉图强调“综览”，通过综览整合的方式达到真。“综览”代表了早期学院精神的古典精髓。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纵观中国艺术史，不难窥见，开时代之先的均为画家而兼画论家。一方面他们是丹青好手，甚至是世所独绝的一代大师，另一方面，是中国画论得以阐明和传承并代有发展的历史名家，是中国画史和画论的文献主角。他们同是绘画实践与理论的时代高峰的创造者。他们承接和彰显着中国绘画精神艺理相通、生生不息的伟大的通人传统。中国绘画的通人传统使我们有理由在艺术经历分科之学、以培养艺术实践与理论各具所长的专门人才为目标的今天，来重新思考艺术的教育方式及其模式建构的问题。今日分科之学的一个重大弊端就在于将“知识”分类切块，学生被特定的“块”引向不同的“类”，不同的专业方向。这种专业方向与社会真正需求者，与马一浮先生所说的“思想者”不能相通。所以，“通”始终是学院的使命。要使其相通，重在艺术的内在精神。中国人将追寻自然的自觉，衍变而成物化的精神，专注于物我一体的艺术境界，可赋予自然以人格化，亦可赋予人格以自然化，从而进一步将在山水自然中安顿自己生命的想法，发显而为“玄对山水”、以山水为美的世界，并始终铸炼着一种内修优先、精神至上的本质。所有这些关于内外能通、襟抱与绘事能通的特质，都使得中国绘画成为中国文人发露情感和胸襟的基本方式，并与文学、史学互为补益、互为彰显而相生相和。这是中国绘画源远流长的伟大的自觉，也是我们重建中国学院的精英性的一个重要起点。

在上述的这个机制设定之中，让我们仍然对某种现成化的系统感到担忧，这种系统有可能与知识的学科划分所显露出来的弊端结构性地联系在一起。如何在这样一个不可回避的学科框架中，有效地解决个性开启与共性需求、人文创意与知识学基础之间的矛盾，就是要不断地从精神上回返早期学院那种师生“同游”的关系。中国文化是强调“心游”的文化。“游”从水从流，一如旌旗的流苏，指不同的东西以原样来相伴相行，并始终保持自己。中国古典书院，历史上的文人雅集，都带着这种“曲水流觞”、与天地同游的心灵沟通的方式。欧洲美术学院有史以来所不断实践着的工作室体制，在经历了包豪斯的工坊系统的改革之后，持续容纳新的内涵，可以寄予希望构成这种“同游”的心灵濡染、个性开启的基本方式，为学子们提高自我的感受能力、亲历艺术家的意义，提供一个较少拘束、持续发展的平台。回返早期学院“同游”的状态，还在于尽可能避免实践类技艺传授中的“风格”定势，使学生在今古人文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中，广采博集，发挥艺术的独特心灵智性的作用，改变简单意义上的一味颠覆的草莽形象，建造学院的真正的精英性。

随着经济外向度的不断提高，多种文化互为交叠、互为揳入，我们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跨文化的环境。在这样的跨文化境域中，中国文化主体精神的重建和深化尤为重要。这种主体精神不是近代历史上“中西之辩”中的那个“中”。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域概念，既包含了中国文化的根源性因素，也包含了近现代史上不断融入中国的世界优秀文化；它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既包含了悠远而伟大的传统，也包含了在社会生活中生生不息地涌现着的文化现实；它亦不是简单的整体论意义上的价值观念，不是那些所谓表意的、线性东方符号式的东西。它是中国人创生新事物之时在根蒂处的智性品质，是那种直面现实、激活历史的创生力量。那么这种根源性在哪里？我想首先在中国文化的典籍之中。我们强调对文化经典的深度阅读，强调对美术原典的深度阅读。潘天寿先生一代在上世纪50年代建立起来的临摹课，正是这样一种有益的原典阅读。我原也不理解这种临摹的方法，直至今日，才慢慢嚼出其中的深义。这种临摹课不仅有利于中国画系的教学，还应当在一定程度上用于更广泛的基础课程。中国文化的根性隐在经典之中，深度阅读经典正是意味着这种根性并不简单而现成地“在”经典之中，而且还在我们当代人对经典的体验与洞察，以及这种洞察与深隐其中的根性相互开启和砥砺的那种情态之中。中国文化主体精神的缺失，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经典的失落，而是我们对经典缺少那种充满自信和自省的洞察。

学院的通境不仅仅在于通识基础的课程模式设置。这一基础设置涵盖本民族的经典文明与世界性的经典文明，并以原典导读和通史了解相结合的方式来继承中国的“经史传统”，建构起“自我文化模式”的自觉意识。学院的通境也不仅仅在于学院内部学科专业之间通过一定的结构模式，形成一种环环相扣的链状关系，让学生对于这个结构本身有感觉，由此体味艺术创造与艺术个性之间某些基本的问题，心存一种“格”的意念，抛却先在的定见，在自己所应该“在”的地方来充实而完满地呈现自己。学院的通境也不仅仅在于特色化校园建造和校园山水的濡染。今天，在自然离我们远去的时代，校园山水的意义，是在坚硬致密的学科见识中，在建筑物内的漫游生活中，不断地回望青山，我们在那里朝朝暮暮地与生活的自然会面。学子们正是在这样的远望和自照之中，随师友同游，不断感悟到一个远方的“自己”。学院的通境更在于消解学院的蕃篱，尽可能让“家园”与“江湖”相通，让理论与实践相通，让学院内外的艺术思考努力相通。学院的精英性绝不是家园的贵族化，而是某种学术谱系的精神特性。这种特性有所为有所不为，但并不禁锢。她常常从生活中，从艺术种种的实验形态中吸取养料。她始终支持和赞助具有独立眼光和见解的艺术研究，支持和赞助向未知领域拓展的勇气和努力。她甚至应当拥有一种让艺术的最新思考尽早在教学中得以传播的体制。她本质上是面向大众、面向民间的，但她也始终不渝地背负一种自我铸造的要求，一种精英的责任。

在学院80周年庆典到来之际，我们将近年来学院各学科的部分博士论文收集起来，编辑了这本丛书，题为“南山博文”。丛书中有获得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荣誉的论文，有我院率先进行的实践类理论研究博士的论文。论文所涉及的内容范围很广，有历史原典的研究，有方法论的探讨，有文化比较的课题。这套书的出版中满含青年艺术家的努力，凝聚导师辅导的心血，更凸显了一个中国学院塑造自我精英性的决心和独特悠长的精神气息。

谨以此文献给“南山博文”首批丛书的出版，并愿学院诸子：心怀人文志，同游天地间。

许  江

2008年3月8日

于北京新大都宾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