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著名老照片收藏家回顾个人收藏及文化传播经历

　　经常阅读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的读者，对于徐宗懋先生的文章并不陌生。在2005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包括《三联生活周刊》在内的多家杂志，使用了很多高质量，震撼人心的抗战图片，其提供者就是秦风。近年来，他以秦风老照片馆的名义，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抗战一瞬间》、《铁蹄下的南京》等七部著作，最新作品为前不久出版的《一个时代的谢幕》。近日，记者采访了他。

　　人物名片 

　　秦风，原名徐宗懋，1958年出生于台湾省高雄市，自幼喜爱历史和美术，大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约二十年。1995年起收集历史照片，2000年成立文史工作室，倾心投入历史影像的发掘与应用。

 　　秦风著作一览

近年来，秦风以他收藏的老照片为基础，编著了一批高质量的画册。

　　源起：开罗会议旧址老照片引发旅游热

　　●他们根据那幅著名的照片的场景，确认了蒋、罗、丘、宋当年坐的位置，甚至说当年那一批旧椅子还在仓库里，当年会议的服务人员有两位还健在。

　　我和老照片结缘最早是在1985年。当时我到埃及旅行，专门跑到金字塔旁的米纳饭店参观。1943年11月，罗斯福、蒋介石、丘吉尔等美、中、英三国领袖会议就是在这里举行的，会后发表了《开罗宣言》，决定将东三省、台湾、澎湖等地于战后归还中国。不管是过去的国民政府或今天的人民政府，都将《开罗宣言》列为中国人收回台湾失土的国际法根据。作为台湾人，我对开罗会议原址的米纳饭店充满了好奇与感情。于是，我主动拜访了饭店的经理，诉以原委，并且表示我可以回台湾招徕客人专程到米纳饭店住宿参观。饭店方面很热忱，他们根据那幅著名的照片的场景，确认了蒋、罗、丘、宋当年坐的位置，甚至说当年那一批旧椅子还在仓库里，当年会议的服务人员有两位还健在。他们还说，如果我从台湾带团来住，他们可以把那四把椅子再摆出来，重现历史现场。

　　四个月后，我回到台湾，暂时栖身旅游业，立刻向老板吴惠玉女士建议我们可以把米纳饭店列入赴埃及观光团的旅游项目，而且以参访开罗会议原址为号召大做宣传，用今天内地的话来说，就是“爱国主义参访团”，当时台湾旅游业竞争激烈，所有老板都在想新点子，所以她很快就同意了。于是乎，1985年11月，我们以纪念《开罗宣言》四十二周年为名义，把一个由十八个人组成的台湾旅游团带到了开罗的米纳饭店。那天早上，我们还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为了加强对台湾的宣传，我事先跟台北一家通讯社负责人讲好，到时候我自己付费从开罗发图文稿给他们，再转发台湾各媒体。于是纪念仪式一结束，我就赶紧赶到美联社驻开罗分站发稿，付了一百美元的费用，由他们洗照片，再发给台北的通讯社，由后者转台湾各媒体。而如此费劲奔波的动力，正来自一张历史照片的感动。

　　我们回到台湾后，还带回大批材料在媒体上大做宣传，相当轰动，后来很多台湾团到埃及旅游时就指定要住米纳饭店，而且他们很喜欢坐在蒋介石和宋美龄当年的座位上留影。

　　起点：编辑《台湾战后五十年》画册

　　●我提出编一本《台湾战后五十年》的画册，报社让我们必须在五个月时间里完成。于是，我带领了一个10个人的编辑小组开始编书和收集图片。

　　1995年是《中国时报》成立45周年，有一些纪念和庆祝活动。此时，我已经在该报工作多年。当年也是抗战胜利50周年，日本出了大量的纪念战后50周年的出版物，中国人还没有那么热烈的纪念活动。我提出编一本《台湾战后五十年》的画册。

　　报社让我们必须在五个月时间里完成。于是，我带领了一个10个人的编辑小组开始编书和收集图片。我做这个事情的起因是，我看到过日本人编的一本《日本战后五十年》的画册，它的照片不是罗列式的，把一个时代漂流的情感体现了出来。

　　当时，我们给这本书做的预算是80万元人民币，其中买图片的费用占了很大比例。就那时的情形来说，还没有人敢这么做。我们找图片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中央通讯社”，一个是民间收藏家。“中央通讯社”的照片是我自己去挑的。

　　那里的图片非常丰富，只是过去没有得到充分的运用。民间的收藏家、摄影家很高兴能把自己收藏的照片卖给我们，因为可以被《台湾战后五十年》收入。经过一段不眠不休的赶工之后，终于在10月20号赶了出来。编辑完成之后，我们这个小组的摄影同仁按照以前图册的概念判断，大概能卖2000本。不料，这个书卖了20000本，不仅成了所有新闻媒体必备的经典作品，而且大赚了一把，报社的利润超过了200万人民币。虽然我是这个项目的提出者和负责人，但是，最后的奖金都是平均分配的，我仅仅拿到了50000新台币（合12000元人民币）。

　　后来我离开报社，自己成立工作室的时候，编了一套60册的《20世纪台湾》，我从大概100万张照片中挑出了7000张，图片的购买费用就是200万元人民币。我拿到的酬劳就是100万元人民币。但是，这套书卖了一万多套，一套的价格合3000元人民币，出版社显然大赚了一笔。

　　规模形成：创办工作室

　　●2001年2月，我的工作室正式开张了，开幕展是“存亡之秋———第一届正副总统选举”，内容是1948年5月蒋介石、李宗仁竞选正副总统前后过程的照片。

　　也是从1995年起，我开始有意识的收藏和使用老照片。当时，内地的东西受到李登辉、陈水扁政府的连续影响，价格比较低。有时为了把原版照片拿到手，我只好去借钱，甚至抵押房子贷款，以收购更多的好照片。无形中，买老照片既使我耗尽储蓄，也逼着我拼命开源，激发起特殊的工作动力。

　　1996年到1997年，我开始在东京书店街收购与中国内地相关的东西。由于日本侵华时间长达半世纪，这些照片和史料的数量十分庞大，受到台湾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台湾出版商对它们兴趣不大。而当时中国内地的老照片市场尚未开发，一般人出国限制又多，不会有人特别跑来东京买老照片，最多就是内地旅客或留学生偶尔买一两本当成纪念，所以与内地相关的老照片就相对价廉。这种情况使得我像一个购物狂般的女人走进一家低价超市一般，瞬间情绪失控，疯狂地采购。今天回头看，有些东西并不值得买，不过也有不少东西被我占了便宜，因为它们后来变得很昂贵，甚至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收藏者都把好东西抓得紧紧的，不愿意出让。

　　2000年，我离开了《中国时报》，这时我已经四十多岁了。我姐姐当时比较反对。当时拿了三笔钱，一笔是我自己的退休资金，一笔是老板给我的赏金，因为我对报社有特殊的贡献，第三笔是宋楚瑜赞助了一笔钱。这三笔钱加在一起大约有80万元人民币，我全部拿来买老照片和工作设备。

　　2001年2月，我的工作室正式开张了，开幕展是“存亡之秋———第一届正副总统选举”，内容是1948年5月蒋介石、李宗仁竞选正副总统前后过程的照片。这一天，许多报社的老同事都来捧场，我也准备了饮料和水果招待，大家在报社外欢聚一堂，颇有欢送出征的气氛。开幕展上的照片，是我在台湾的文物市场上买到的，我推测应当是当年南京专业摄影师唐诗礼先生拍摄的。这批胶片有676张，有三百多张大底片。当时，我听说一个文物商那里有这样一批底片，在文物市场上搁了一阵子，没有人要。我和工作伙伴就过去看，当场就决定买下来。最终以比较高的价钱买下，花了几万元人民币。之后，我们利用它编了一本画册《存亡之秋》。后来，在《蒋家私房照》、《民国南京》、《民国名人再回首》等书中也利用了这些照片。《一个时代的谢幕》是第三次集中使用这些照片。

　　见证历史：提供日本侵华的证据

　　●《无言的幽谷》是高金素梅在大阪法院作为控方的呈堂证物，她后来告诉我，法官曾当庭翻着这本书，凝重的神情夹着几分茫然。

　　2002年是非常艰难的一年。这一年我母亲开始洗肾，我们在外面租了一个地方请人照顾她，开销巨额增长。虽然姐姐分担了一些，但主要还是我承担，而我又是家里惟一的劳动力。经常入不敷出。迫不得已，我把自己的两处住所都押了出去。同样是在这一年，我帮台湾“立委”高金素梅制作了“送历史回部落”的图片展览，四年后，他们争取原住民权益的斗争发展成很大的国际事件。

　　2005年高金素梅在接受内地媒体访问时多次提到，她之所以全力投入反对日本靖国神社运动，是因为她最早在我的办公室里看到一幅日军斩杀原住民领袖的残酷照片，顿时悲愤不已，从此走上反对靖国神社之路。其实高金素梅记错了，她看到的那张照片不是在我的办公室里，而是我在2002年七七事变纪念日举办的图片特展上。那是1914年“太鲁阁事件”中日军对起义原住民领袖施以斩首酷刑的照片，受难者鲜血喷出的一刹那清晰可见，高金素梅在这影像的瞬间听到了台湾原住民族的悲歌，激发了强大的行动力量。高金素梅的幕僚跟我商量，希望能制作一整组原住民抗暴的照片，在全台湾做户外巡回展览。由于本来就有一定的基础，加上几乎是日夜赶工，一个半月后，我交出了六十张大幅历史照片，还用它们编辑了一本画册《无言的幽谷》。这些照片的原出处是1914与1915年日军出版的两本镇压原住民起义的原版写真集，为了炫耀镇压的成效，日军刊登了出发、炮击、烧庄、斩首等完整过程和细节，内容非常震撼。

　　于是2002年8月15日，高金素梅率领几名族人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广场上举行了简单的誓师仪式，我们表演了日军处决原住民的行动剧。我还粉墨饰演日军军官的角色，为了郑重其事，事先我专门跑了一趟日本，在东京浅草的旧日军军品店买了一套真的军服和军帽，请日本友人校正我的日语发音，让表演更显逼真，也衷心地希望我们认真的态度最终能为社会所认同。那一天以后，高金素梅带着这批照片在台湾各山区部落反复地展出，同时更把它们拿到日本展览。为了向大阪法院控告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违宪，同时要求由靖国神社撤出台湾原住民阵亡者之灵位，高金素梅等人一共去了八趟日本，每一次都挑了一批照片随行，每次在日本开记者会时就同时展示这些照片。高金素梅的勇敢行为在日本激起巨大的反响，右翼分子暴跳如雷，因为这些照片刺中他们内心最脆弱的部分，让所有美化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谎言无所遁形。另一方面，这些照片同时也触动了许多日本知识分子的良知，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照片的存在。《无言的幽谷》是高金素梅在大阪法院作为控方的呈堂证物，她后来告诉我，法官曾当庭翻着这本书，凝重的神情夹着几分茫然。

　　遗憾：竞拍失败，两次扼腕

　　●现在回想收藏老照片的经历，有两次竞购失败的经历至今仍让我耿耿于怀。

　　现在回想收藏老照片的经历，有两次竞购失败的经历至今仍让我耿耿于怀。

　　1908年，美国八艘军舰访问厦门，清政府派海军提督萨镇冰率“海圻号”等四艘军舰接待，同时出面的还有贝勒毓朗、外务部右侍郎梁敦彦、闽浙总督松寿、福建布政使尚其彦等人。这是中美军事交流史中的重要事件，后中国方面将美军的这次来访活动铭刻于厦门南普陀寺后山崖上。美军方面的摄影师拍下访问全过程，包括中方的接待宴会、美舰鸣炮、清廷要员群像、美军棒球队等，并且冲洗出一批大幅照片，镶在精美的纪念簿里。2006年，北京中国书店的秋季拍卖会上竞拍的便是这套珍贵的相簿。这批照片的起拍价标在人民币2万至3万。我在台北通过电话向中国书店彭经理下标六万元，这差不多也是我对于这批照片财力所能承受的极限了，但我心里很清楚，得标的机会实在是微乎其微。

　　果然，拍卖会的第二天，彭经理从北京来电话说，你没标到，结标价是17.3万元，不只是你，好几个人都有兴趣，有些人也是通过电话竞标的。这样的结局，我早有心理准备，但是三十八张老照片拍卖到这个价格，仍然让我感到有些意外。接下来，难免是几分沮丧。

　　尽管如此，我仍然心有不甘，因为珍贵的老照片一旦被收藏家以高价买入后，几乎就永远跟社会大众说拜拜了，这对公共知识教育而言，是无可估量的损失。想到这一点，我连续一个星期未睡好，反复思考补救之道。几天以后我专程飞到厦门，向当地一位从事房地产买卖的好友诉以原委，希望她借我二十万元，看看买家能否以这个价码转让。一向仗义的好友很大方地点头，我立刻打电话给彭经理，希望向买家探询二十万转让之意。热心的彭经理不久后回话说，对方不同意，因为他很喜欢这个东西。我最后的尝试也失败了。

　　另一次的失败则可以说是记忆犹新。琉璃厂的中国书店2008年1月4日拍卖的物品中，有一个目录叫做军事图片。它是民国时期印制的，不是原版照片。这一百多张图片是清末袁世凯训练和戴奕（总理大臣），还有北洋军阀的头冯国璋等新军演练的内容。要是用它印制一本类似《大清帝国最后的日子》的画册，一定是最棒的。我估计很多人都会喜欢。一段时间内，新军是中国军队中最强大的，不然，孙中山二次革命的时候就不会一下子被打垮。这批图片开价是1500元，我问那个经理，这批照片拍卖的情况怎么样，他说有一个有钱的香港商人特别打电话来问这批照片的情况，对此很有兴趣。我一听就说完了。因为我财力有限，最高出价是7000元，这已经是我能够支付的极限了。实际上，那个香港人是以七千多一点的价格买走的，但是我知道，如果我和他竞价，一定会两万、三万这样飙升上去。而这样的价格是我无法承担的。这样一个知识宝库，被那个香港人买走之后，它的命运就是从此不见天日。无非就是藏在自己的柜子里，等好朋友来了之后，大家一起看看。自己喜爱的东西，没有充足的财力竞得，这个事情最让我扼腕。

　　采访手记

　　以收藏传承历史

　　采访徐先生的时候，我有幸见到了他所收集的藏品。一件是他2001年买到的，一张胡适1952年的签名照，价格大概不到400元人民币。按照他的说法，今天拿到拍卖市场去，起拍至少是30000元。另一些藏品是抗战期间国民党空军的一些证章。这是他受南京一家航空博物馆的委托，在台湾收购到的。按照他的说法，抗战的资料，留在内地的几乎尽毁于“文革”，现在只能到台湾去找。因为这样的事实，徐先生的工作也就有了历史传承的价值和意义，而不仅仅是一桩赚钱的生意。而他发掘老照片的文化功能，使那些博物馆、收藏家奇货可居的藏品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于图书，又具有了知识传播的功能。可以说，在个人兴趣和文化追求两方面，徐先生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结合点。而他财力不济所遭遇的困难，是每个有追求的文化人都会遇到的问题。我相信，从事这样的工作，一定是乐多于苦，喜多于悲。

　　而徐先生所说的事实又让我油然而生几许无奈。一个重视历史，被称为“时间的民族”的国家，在史无前例的运动中，连一些有着重要纪念意义的照片、资料和文物都难以保留，由此可见，10年的破坏造成了多么巨大的损失。此情此境，我只能希望这样的历史永远不要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