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鸣寺，南朝首刹。

     南朝是个宗教狂热的朝代，文治武功的梁武帝萧衍也不能免俗，曾三次以“天子之尊”舍身佛门，却又都戏剧性地被朝臣以重金“赎回”。这位“皇帝菩萨”的几番屈尊，蔚成了“鸡鸣寺”浩然宏大的皇家体格，名噪一时。      可惜天公不作美，梁大同三年（538年）寺内大火，金壁辉煌均付之一炬，加之“侯景之乱”的蔓延，昔日华盖云集的“皇家首刹”，花落残红，仅存瑞仪、柏堂二殿枯守凄景。      一晃，700余年过去了，朱元璋称帝。      这个小和尚出身的皇帝素来随心所欲，无所谓“天佛降罪”。当年为建明孝陵，他龙臂一挥，就捣毁了独龙埠上七十余座的南朝遗庙。一直被佛门视为“灾呈”的洪武大帝，却偏偏对“鸡鸣寺”格外开恩。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下令重建寺院，尽拆故宇旧屋，大兴土木，并题额“鸡鸣寺”      烟云流水，一千多年来，“鸡鸣寺”屡毁屡兴，屡兴屡毁，多少往事在兴毁之间如天上云烟飘去又飘来，一座古刹，传说一千年故事1928年，徐悲鸿应南京中央大学之聘，出任艺术系教授。之后，便携家眷从上海迁居南京，先后居于石婆婆巷、丹凤街52号的中央大学宿舍和傅厚岗6号的“无枫堂”公馆等地。那时的中大艺术系集中了一批造诣高深的教授，除了徐悲鸿，还包括吕凤子、汪采白、张书旗、潘玉良、陈之佛，以及后来的吕斯百、傅抱石等等。      由于当时的徐悲鸿与夫人蒋碧微收入微薄，买不起公馆，便只能同蒋碧微的父母及中大的另三位老师一起，蜗居于丹凤街的大学宿舍。没有画室，无法进行大幅创作，徐悲鸿只有去学校作画。幸好丹凤街宿舍与学校画室相距不过数百米，而途中的必经之地，便是“鸡鸣寺”，这条路，徐悲鸿走了四年。因此，“鸡鸣寺”也成了徐悲鸿非常喜爱的写生地点。      在我们眼前的这幅布面油画《鸡鸣寺》，便是这一题材的上品佳作。虽然只截取了山门一瞥，但画面整体沉稳厚道，静穆深情。经过画家的取舍，省略了众多繁复的细节，从而凸显出寺内的静谧和道路的斑驳。千年光阴一晃而过，只有门前的大树依旧挺拔，虬枝横斜，绿翠如盖，牵发起阵阵幽思。      而且，当我们久久地凝视这幅油画，无论将目光停在何处，小径、山门、围墙或是老树，情绪都会被一种莫名的牵引而勾走，走向一种更纵深、更内在的宽广空间，触到一段深邃的、隐匿的、甚至是无法弥合的前尘往事。      当年，徐悲鸿与孙韵君（多慈）之间的一段师生恋曾闹得满城风雨。许多小报，比如当时的南京《朝报》等，纷纷添油加醋、绘声绘影地渲染这段哄动一时的花边新闻。而徐悲鸿与女方家长的首次会面，便是在“鸡鸣寺”的茶座之内。据说相谈甚欢，而且当天的徐悲鸿破天荒地兴奋，笑逐颜开。（见《我与悲鸿——蒋碧微回忆录》，岳麓书社出版，1986年，第138页）      只是造化弄人，徐、孙二人终究是有缘无份。而夫人蒋碧微，后来也同徐悲鸿签字离婚。      居于 “鸡鸣寺”旁的徐悲鸿，为了追求爱情而家庭破碎、身心俱损。这段过程没有弱化他的个人魅力，反而让我们看到了他的真实。画家也是人。      无论他享有多高的盛誉，说到底，他也只是一个有血有肉，至情至性的俗世凡人。他有情动，也有犹豫；有苦苦的强掩之心，也有浓浓的难抑之爱。而这一切的一切，都被见惯浮沉的“鸡鸣寺”尽收眼底。一座安静的山门，一条无人的小道，这些就像一个人的贴身衣物，凝固着他最隐秘的情绪和思维，宣谕着“人之为人”的爱恋和情愁。      此时此刻，我们幡然恍悟，原来这世上曾有一个名叫“徐悲鸿”的人存在过。不是作为一个签名，也不是作为一方钤印，而是作为一个实实在在、有感触、有情绪、有血、有肉、有骨的“人”而鲜活。就像那看破红尘的梁武帝，也像那携妃遁逃隐匿寺东古井的陈后主。           佛眼低垂，亘古神针。徐悲鸿一定是深谙“鸡鸣寺”的，所以他才会写下“天地何时毁，苍然立古今，平生立动意，对此一沉吟。”这样的诗句，才会画下这幅以静制动、心潮暗涌的油画——《鸡鸣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