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0月11日北京文物市场首次拍卖了2188件文物和艺术品，朵云轩这个书画专场在很多行内人眼里有“中国艺术史上里程碑的意义”，是中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品拍卖。

　　1992年4月22日，祝君波和同事薛锦清、张志成带着30幅书画到香港。他的身份是上海国营文物商店朵云轩的经理，来香港参加艺术品拍卖会。一拍完，这个老文物晕了，完全没想到，平时在朵云轩卖几千元、几万元的书画，到这里只是换个买卖方式，成交价就翻上去好几十倍。张大千一幅山水画200多万港币，程十发的梅花图39万港币，“我从来没有看过30张书画能卖到几百万元。在家我们是一堆一堆地卖，100多张才能卖到五六十万元呀”。当天晚上，3个初次尝到拍卖甜头的人在新华社驻香港招待所里决定了一件事情：回去成立朵云轩拍卖公司。

　　20世纪90年代初，祝君波这些人身处的内地市场还没有脱离七八十年代的框架：文物交易都由国营文物商店垄断。收藏家马未都曾在一篇访谈文章里回忆北京70年代末的情形：国家恢复向民间收购古玩旧货，北京国营文物商店设收购点，每年早晨不开门，外地农民已经推着自行车、车把上挂着老瓷器在那里等着，排的队伍足足有一里路长，一个清初的青花大瓶收购价才10块钱。北京、天津、上海三地的文物商店实力最强，各有几家，其他都是每省一个。

　　上海三大家：文物商店、友谊商店和朵云轩。“当时我们国营商店就想着怎么多买一些文物回来，但从老百姓、收藏家手里买画再卖出去这种销售方式越来越不行了，因为必须有很大的资金能力才买得下来。”更大的问题是，很多人觉得国营商店盘剥太厉害，能卖10万元的只给2万元，很多人就不愿意将东西交给他们。

　　按祝君波的说法，国营文物店也只赚了一点，大部分被香港、台湾地区的中间商赚走了。部分人开始转为地下交易，民间的文物艺术品交易就这样在八九十年代逐步发展起来，虽然没有合法化，却也在慢慢改变国营文物商店的垄断局面。他们的货品征集开始成问题，比如朵云轩，只好不断将自己的库存拿出来售卖，“这样下去，不出几年我们就要把家底卖完了”。祝君波这才想到去香港拍卖市场试试水。

　　从香港回来3个月后，朵云轩领到了国内第一张艺术品拍卖的注册证书，开始拍卖前的所有准备工作。拍品征集成了最头疼的事情。在祝君波的印象里，当时社会上可供拍卖的书画其实极丰富，假货也比现在少得多，问题是很多手里有东西的人从没见过拍卖，甚至都没听说过。他们只知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说拿走的东西拍掉了付钱、拍不掉还要退回来，都不肯接受这种交易方式。1993年2月20日到3月18日，朵云轩派出所有工作人员到全国各地征集拍品，也只收了70来件。为了把拍卖办起来做个样板，祝君波把门售和库存的一些精品书画也调来，包括张大千《晚山看云图》、任伯年《花鸟草虫册》、蒲华《设色山水册页》这些有分量的藏品。当时文物管制严，明清书画以及禁止出口的近现代名家如徐悲鸿、傅抱石等，都不可列入拍卖，首场155件书画总底价只有300多万元人民币。

　　1993年6月20日13点30分，上海静安区希尔顿饭店二楼会议室，为朵云轩开槌的是大师谢稚柳。第一件拍品落槌，丰子恺的国画《一轮红日东方涌，约我华人棒》从2.8万元起拍，最终12.8万元成交。在朵云轩这槌落实之前半年，1992年10月3日深圳市动产拍卖行(现深圳市拍卖有限公司)举办过一次“首届当代中国名家字画精品拍卖会”，10月11日北京文物市场也首次拍卖了2188件文物和艺术品，朵云轩这个书画专场在很多行内人眼里仍然具有“中国艺术史上里程碑的意义”，是中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品拍卖——拍卖公司持有注册证书，拍品类别清晰，成交额合理。155件拍品最终成交835万元，比起北京文物市场2188件拍品、300万元的成交，朵云轩已经向国际规则下的艺术品拍卖会靠近了一大步。

　　1993年5月，中国嘉德国际文化珍品拍卖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12月更名为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一年后中国嘉德在北京举行首届春拍，成交额1420万元，其中张大千的《石梁飞瀑》以209万元成交，创下了当时中国书画拍卖成交价的最高纪录。1994年6月，属于北京市文物公司的北京翰海艺术品拍卖公司成立，9月18日首场拍卖，古董珍玩场加上书画碑帖场，总成交额3338万元。至此，南北两大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大格局基本确立。

　　也是从1994年开始，前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赵榆观摩了两场拍卖之后，对这个市场发生了兴趣，他开始记录分析每年重要拍卖的成交数据。赵榆向记者报出的数字里，两组令人印象深刻：1994年，全国3家拍卖公司：中国嘉德、北京翰海和上海朵云轩，3场拍卖成交总额为6600万元，单件成交超过百万元的一共2件。2005年仅统计全国6家大型艺术品拍卖公司，成交总额超过56亿元，单件成交超过百万元的拍品有953件，这个数字等于前10年的总和。（信息来源：三联生活周刊/北京）